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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群体的前世今生：曾经的女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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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新说Copernicium
时间：2024-06-26 19:34
来源：腾讯新闻
标签：跨性别、历史、社会

1836年的一个夏夜，警察发现乔治·威尔森（George Wilson）醉倒在纽约下东区的大街上。一名警官把威尔逊带到了车站。他认为威尔逊是个水手，同时怀疑威尔逊可能不是男人。但威尔逊与一名女子合法结婚已有15年，以男子身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更长。ta告诉警方，自己的男性化性别表达是在寻找抛弃ta的所爱之人时，出于安全和旅行方便的临时伪装。

面对充满敌意的警察，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调异性恋情，尽量淡化性别不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当威尔逊的妻子冲进警察局找回丈夫时，真相大白了。伊丽莎白（Elisabeth）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5年前，当她发现丈夫的（生理）性别时，她一点也不失望，ta们的婚姻很幸福。与扣留和骚扰乔治和伊丽莎白的警察一样，后来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们也是一脸嘲笑。但乔治和伊丽莎白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就被释放了。

女丈夫是指出生时生理被指派为女性的人，ta们“转变”了性别，像男人一样生活，并与女性合法结婚。1746年，英国剧作家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首次用“女丈夫”（female husband）一词来形容这样的人。在20世纪初失去意义之前，它流传了近200年。不过这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宣称的身份类别。没有人会走上前对某人说:“你好，我叫乔治·威尔逊，我是一名女性丈夫。”相反，这是一个被其他人使用的术语——通常是男性作家、警察、法官和医生——称呼那些性别表达与指派性别不同的人。

1856年，纽约州锡拉库扎地区（Syracuse）的刘易斯小姐（Miss Lewis）爱上了迷人的新移民阿尔伯特·韦尔夫（Albert Guelph）。经过短暂的求爱后，他们于同年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新娘的父亲很快就对圭尔夫产生了怀疑，并报了警。警察和新娘的父亲一起对韦尔夫进行了审问和检查，怀疑他是女扮男装。他们逮捕并监禁了韦尔夫。最终邓福德法官（Durnford）以违反流浪法规为由，判处韦尔夫在感化院服刑90天。流浪法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包罗万象”的罪行，主要适用于贫穷、无家可归、乞讨、酗酒或仅仅存在于公共场所的贫困人口。流浪法还适用于违反道德或秩序的轻微社会违法行为。

《锡拉库扎每日标准报》（The Syracuse Daily Standard）对此案非常关注，并定期提供最新消息。当法官直接询问韦尔夫：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韦尔夫拒绝回答，而是将问题转移到法官身上，称“你们的警官可以告诉你们”或“已经告诉过你们”。韦尔夫和ta的律师都没有试图解释或证明韦尔夫的指派性别或性别表达状况。相反，律师指出，纽约州没有法律禁止”一个人穿着异性的服装”。这是事实。韦尔夫很快获释。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像韦尔夫这样的人通常会为自己为何以男性身份示人提供解释或借口。只要被告编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向当局保证自己没有威胁性，并乞求宽恕，就可能被释放，而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惩罚或骚扰。在这类案件中，当过兵和打过仗的人最值得同情，因为爱国主义被认为是ta们的核心动机。其他一些贫穷或孤独的人解释说，男性身份在旅行时能给ta们带来安全或比ta们作为女性能挣到的更高的工资，因此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前提是ta们愿意换掉衣服，重新以女性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韦尔夫则不同，ta之所以穿上男装，是因为ta愿意，也因为ta能够做到。ta拒绝提供任何解释或理由——同情或其他。

一般来说，女丈夫与其他跨性别群体（如士兵或水手）不同，因为ta们与女性有着长期的固定关系。通常，这种关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婚姻。但对社会反而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引发了两种不同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第一，女丈夫能够实现同性恋的欲望，并在异性恋的伪装下参与同性关系。这违反了禁止鸡奸的宗教法令和民事法律。其次，女丈夫威胁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出生时就被指派为男性的人才能成为男人，并与女性建立美满的性关系和恋爱关系。丈夫们是否强烈认同自己是男性或有同性欲望，这一点从来都不清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两者在社会上都不受欢迎。

法官建议韦尔夫在着装和举止上都以女性的身份出庭。报道说，法官曾指出:

“我希望韦尔夫能恢复属于其性别的服饰，并在刑满释放后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因为她的欺骗和强加行为已经让她失去了这些。”

但韦尔夫没有理会法官的要求，继续以男装示人，并与妻子团聚。

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美国法律权威知道，性别很容易改变。因为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来定义的——主要表现为发型、服装、体态和特殊习惯。男性和女性很容易通过这些线索区分开来——这使得一个人很容易明显地改变性别。因此，如果当局发现一个被指派为女性的人以男性身份生活时，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独特或病态的现象。他们同样不认为这意味着跨性别认同，或者同性吸引。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解除”，就像当初能够“制造”出来一样容易。

威尔逊、韦尔夫等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当被命令不再以男人的身份生活，而是以女人的身份出现时，ta们没有争辩说自己不能遵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遵守。ta们没有声称自己的性别是更深层次的、与生俱来的表达。ta们没有采用任何语言来表达性别认同的概念——而且没有理由相信这对ta们的案件有任何帮助。性别是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或拥有的东西。性别的短暂性是一种解放——在当局找上门来时，跨性别者有各种办法摆脱困境。但到了20世纪初，人们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认为性别规范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这对女丈夫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谈论和思考性别问题的不同措辞并不意味着无须遵守主流规范的压力。威尔逊暂时屈服于压力，向警方撒谎。韦尔夫无视和蔑视当局。两人都恢复了ta们的生活——作为ta们妻子的丈夫——尽管可能对当局更加警惕和小心。

学生们对这些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起初，他们完全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是在跨性别解放的时代长大的。认同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的人数多得惊人。跨性别问题、跨性别领袖和跨性别名人经常成为头条新闻。他们已经接受了“they”这个具有包容性和强大力量的中性代词。他们毫无问题地记住并尊重彼此的代名词，而50岁以上的人群却仍在踌躇不前，并不断寻找借口。当我分享过去跨性别人士的故事时，他们很高兴知道这些故事，但一般都不感到惊讶。他们期望过去充满了像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现在这样生活的人。

然而，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如此肯定地宣称谁是过去的“真正”跨性别，谁只是因为某种“其他”原因而“转变”。威尔逊、韦尔夫和约瑟夫·洛布代尔等女丈夫（以后会有更多关于ta们的报道）是“真正”的跨性别，因为我们知道ta们在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完全以男性的身份生活。然而，当我分享所谓的“女兵”或“女水手”的新闻剪报时，学生们很快就会说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跨性别。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时，学生们给出了两个理由：这些士兵和水手是出于某种其他需要（爱国主义或贫困），而且ta们并没有像男人一样生活很长时间。当然，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解读这些报纸上的报道，并将其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就能以更大的怀疑态度来阅读这些报道，最终尝试从19世纪的视角而不是21世纪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报道。我认为最有力的见解之一是，在19世纪，大部分人都没有“性别认同”的概念。区分跨性别和非跨性别是徒劳的，而且在很多方面，这也是研究这些丰富多样的资料最不有趣的途径。在我们这个划分了顺性别和跨性别的21世纪，我们能从更加模糊的界限中学到什么呢？

1854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Albany）郊外的韦斯特洛村（Westerlo village），后来成为了“约瑟夫·洛布代尔（Joseph Lobdell）”的这个人成为了当地名人。洛布代尔是一位旅行者偶遇事件的主角，标题为“一位年轻女士的非凡表演”，刊登在《纽约观察家报》、《纽波特水星报》（罗德岛）、《华盛顿哨兵报》（华盛顿特区）以及《佛蒙特观察家报》和《州日报》等当地报纸上。它还以其他标题刊登，如《真美国人日报》（新泽西州特伦顿）上的“美女之一”、《匹兹菲尔德太阳报》（马萨诸塞州）上的“好女孩”以及《锡安倡导者报》（缅因州波特兰）上的“成就非凡的年轻女士”。

这篇文章记录了洛布代尔对男女所应承担的所有劳动和照料任务的精通，从烹饪、清洁、招待和照顾生病的父母，到砍柴和打猎。旅行者塔尔梅奇先生（Talmage）向洛布代尔询问了ta的射击技能，洛布代尔则是：

“为了让我相信，她拿出猎刀，在一棵树上割了一个直径为四英寸的圆环，圆环中心有一个小点。然后退后30码，拔出她的一把手枪，把两颗子弹都打进了环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尔梅奇先生描述了洛布代尔当晚晚些时候回到家中的情景：

“喝完茶后，她做完了例行的家务，然后坐下来，以一种非常淑女的方式开始穿针引线。”

这种认可无疑增强了洛贝代尔对自己能力的信心。ta确信自己可以做“男人的工作”，拿“男人的工资”，于是决定“穿上男人的衣服去找工作”，不久就离开了家。从家庭和女性身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25年来，洛布代尔一直以男人的身份在世界上游荡，从纽约到宾夕法尼亚州，再到明尼苏达州，然后又回到纽约。一路上，ta找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还会被怀疑是女性而被赶出小镇。有一次，ta在宾夕法尼亚州当歌唱教师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而在明尼苏达州，ta则是一名万事通。

1860年或1861年，洛布代尔在纽约州德里（Delhi）的贫民窟遇到了ta的爱人玛丽·路易斯·佩里（Marie Louise Perry），并与她相伴了近20年。1871年，洛布代尔和佩里的关系成为了全国性的新闻，当时一位穷人的监工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两人的邂逅：“洛布代尔和妻子–他们的往事”。其他新闻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故事，并刊登了相关的报道。1871年，《纽约时报》注意到洛布代尔的男子气概，并将其归因于ta的艰苦生活，认为“她所过的野外生活和她所经受的苦难，使她脸上的每一个女性特征都消失了”。在媒体看来，洛布代尔的性别是由社会和经济等外部力量塑造的。

是什么导致一个人过上这种生活？亲戚和邻居们开始以洛布代尔的性别和与女人的婚姻作为其精神失常的证据。一位邻居宣称洛布代尔疯了，因为“她经常声称自己是个男人，并且有一个妻子”。在许多女丈夫的案例中，她们所在社区的成员对她们更加理解和同情。多年甚至数十年的邻居、朋友或同事关系，并没有在得知她们的非传统性别后立即打消。最敌视、最刻薄的待遇往往出现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报纸报道中，而这些报道的作者却从来不认识这个人或这对夫妇。但洛布代尔的情况有些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ta的邻居和社区成员背叛了ta，在一个掌握着其生(自由)和死(强制)权力的法官面前，以最严厉的口吻描述ta。无论是出于洛布代尔的哥哥约翰的授意，他真的想把ta送进精神病院，还是因为邻居们告诉了法官他需要听到的负面经历，以便下令将洛布代尔送进精神病院。

人们从未指责威尔逊和韦尔夫精神失常，虽然认为ta欺骗、不道德、古怪，但也足智多谋、大胆甚至迷人。人们对威尔逊和韦尔夫的看法模棱两可，部分原因是不清楚其过失来源。ta的动机是渴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轻松迁移吗？还是希望从事更有利可图的工作？ta是在逃避某个人或追求另一个人？是因为孤独吗？在19世纪，对于为什么出生时被指派为女性的人会转变并以男性的身份生活，有各种解释。警察们并不过分关注性或性别问题。例如，虽然威尔逊和韦尔夫都是与女性合法结婚的女性丈夫，但婚姻本身却被视为男子气概的应有之义。

洛布代尔的经历与其他人有何不同?1880年，洛布代尔被ta的兄弟送进了纽约州的威拉德精神病院（Willard Asylum），并接受了一位研究性学的医生的观察。虽然洛布代尔的主要过失是性别问题，但医生们却对ta的性行为非常着迷，并写了大量的文章。在怀斯博士（Dr P M Wise）看来，洛布代尔的男子气概是由ta对女性的性吸引力所驱动的。怀斯写道:

“她的兴奋带有情欲性质，她的性倾向是变态的。在经过病房时，她猥亵地拥抱了女服务员。”

在20世纪之交，性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表达了同性欲望的人。这整个过程对洛布代尔来说绝对是一种折磨。在户外、在树林里、在植物和动物间体验和平与群体生活时，这让ta感到很舒服。但现在却被关押在一个封闭机构的一个房间里。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虐待婚姻后，ta在玛丽·路易斯·佩里身上找到了真爱。现在又切断了与她的联系——被迫与世隔绝。洛布代尔作为男人生活了超过25年，如今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身体审讯和情感检查，并被当作女人对待。1900年，ta被转移到纽约州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精神病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到1912年去世。

多年来，医生们对数千名受试者进行了检查，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并以性别不符为特征。理解同性欲望的关键理论是通过性倒置的视角。女性或被指派为女性的人要想实现对女性的欲望，就必须将自我意识倒置为男性。这种逻辑立足于异性恋规范。它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尽管漏洞百出。从根本上说，它无法解释自认同性恋者的各种性别表达方式。虽然该理论对同性欲望的解释力有限，但它对性别不一致和跨性别的广泛观点产生了严重的限制性和破坏性影响。性别转变不再是转瞬即逝的事情，它可以很容易地被“撤销”，就像它很容易就被“实现”了一样。相反，性别转变（跨性别）成为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同和病态化的标志。

如今，一些LGBTQ人士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想改变也改变不了，我们“生来如此”，这种想法能够让ta们感到欣慰。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与生俱来。我反正是不相信我“生来如此”。而且我确实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关系和理解发生了变化。但我不相信，仅仅因为我想改变，或者迫于社会压力，我就可以随意改变其中之一。我怎么知道我的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是否会在我的余生保持不变呢？也许它们会随着世界和我的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不确定——我也不确定为什么知道这个很重要。

如果要说研究女丈夫让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明白了我们理解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术语是如何成为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的。即使是所谓自由、进步的人和机构，他们对性别的理解也不一定比前人更准确或更“进步”。现在被视为抵御同性恋恐惧症和跨性别恐惧症——剥夺我们权利的最佳防御手段——的哲学（“因为我们生来如此”），本身就诞生于医生对那些被监禁或以其他方式被收容的人进行的强迫、暴力和非人化检查。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种族、阶级和性别色彩，从根本上将我们定义为低等人：不正常、离经叛道、需要机构管教。

因此，这种观点不能成为我们在21世纪争取LGBTQ群体解放的唯一途径。相反，女丈夫和ta们的妻子提醒了我们另一种途径。ta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愿望为自己的性别表达和性别关系而斗争。当自身面临危险时，ta们只说出当局想听的话。由于缺乏有组织的运动为ta们争取权利，也没有明显的社区能够提供支持，女丈夫和妻子们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捍卫自己，为和平生活的权利而斗争。当ta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声称自己“生来如此”，作为对生活方式的辩护。而是挑战法律和规范，毫无歉意和悔恨地生活在一起，彼此相爱。愿我们都能如此勇敢。

作者简介：詹·马尼恩（Jen Manion）是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Ta的著作包括《自由之囚：早期美国的监狱文化》，该书获得了美国早期共和国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首届玛丽·凯利最佳图书奖，以及《女丈夫：跨性别史》（2020），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美国古物学会的资助。Ta与Jim Downs合著了《夺回学院：行动主义的历史，作为行动主义的历史》（2004），目前正与合著者Nicholas Syrett合作撰写《美国性史》两卷本，第一卷《早期美国》，第二卷《现代美国》（即将出版）。

译者简介：彼得潘，互联网文字搬运工，24h全自动羡慕机，爱好是吃吃喝喝。

漂浮的云
“那不是同性恋中扮演与自己性别相反的角色那个人吗？”
广东网友（7月2日）
风大
“好文章！”
山东网友（6月29日）

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探讨了跨性别群体在历史上的一些突显案例，特别是“女丈夫”这一概念。文章通过乔治·威尔逊和阿尔伯特·韦尔夫的故事，描述了19世纪的一些女性在以男性身份生活的经历，以及当时社会对性别和婚姻的认知。威尔逊是一位与女性合法结婚、但生理性别被指派为女性的人，ta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性别表达与身份认同的无知与偏见。同时，文章也讨论了这一现象如何与当时严苛的社会法规相交织，特别是在讨论精神病和性别不一致时的社会反应，这些历史案例提醒我们，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理解是不断演变的文化产物。文章还提到，过去的跨性别者在面对法律和社会规范时的挣扎，为当今的性别政治和跨性别权利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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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跨性别中文数字档案馆归档整理，仅供浏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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