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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理解的跨性别医生：被家长投诉“带坏孩子”，诊室时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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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青深一度
时间： 2021-07-27 08:00
作者：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林意荃 罗鹏飞
编辑： 计巍
潘柏林在诊室
很多陪着“跨儿”来看潘柏林门诊的家长，都希望面前的这个医生可以“治好”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变回去”。
“不对，你不理解我。”对于坐在父母身边的跨性别者来说，找到潘柏林并不是来治病，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稀缺的、专业的、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支持。
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支持。在潘柏林设在北医三院的成形科门诊诊室里，跨性别者从不被认为是患者或是病人，而是被称作“来诊者”。在潘柏林看来，所有医疗手段的最终目标是让跨性别者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体，顺利回归自己的生活。
而经常被家长投诉“带坏孩子”的潘柏林也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支持只靠医疗上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他和那些将自己视作“救命稻草”的跨性别者一样，还有重重困难要去翻越。
“冷门”诊室
每周三早上8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科医生潘柏林的“易性症”门诊开门的时间。潘柏林早早坐进诊室，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贴着激素治疗流程单，各种跨性别科普资料也堆在上面。
接下来的应诊时间里，他不仅需要跟陪同的家长科普跨性别的知识，也要倾听来诊者的倾诉，原本安排在上午的门诊常要拖到下午甚至更晚。
母亲和刘朦在诊室门口等候着，她身边的跨性别者有的也被家人陪着，但他们大多阴沉着脸，少有交谈，一言不发地握着手机。只有一次，她看见父母乐乐呵呵地陪着孩子来看诊，她觉得不可思议，心想“那个孩子挺幸运的”。
刘朦是一个男跨女跨性别者，现在正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读大一。去年暑假，18岁的刘朦第一次来到这个诊室——母亲和她并排坐在潘柏林对面，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母亲，拿出了刘朦的诊断材料，抬起头跟刘朦的母亲科普起跨性别相关知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医学领域已经不认为跨性别是一种疾病。
潘柏林一直在为跨性别去病化做努力，称呼是最直接的体现，他总是叫他们“来诊者”，以避免让他们感到被冒犯，或遭受不必要的歧视。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易性症”从国际疾病分类中移除，但在中国，跨性别仍属于“精神疾病”，在使用激素或者性别置换手术前，跨性别者需要先要有“易性症精神疾病证明”。来见潘柏林的前一天，刘朦刚刚从一所精神专科医院里拿到了自己的“易性症”诊断书。
性症诊疗意见书
在刘朦此前从网上搜集的关于潘柏林的信息中，他“温和”、“友好”。而第一次见到潘柏林时，她发现他很少笑，也有些严肃，但声音柔和，语速缓慢。刘朦看到母亲认真地听着，“相同的话，我说这可能不是一个疾病，和潘医生说出来（效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潘柏林告诉刘朦和母亲，治疗要分三步，先是心理上的辅助治疗——让刘朦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如果心理上的辅助治疗能让她接受自己，就可以不用往下走。如果不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治疗，第三步是进行手术治疗。
母亲全程表现得平静，刘朦能理解，“她估计还在试图接受和理解这些新知识吧。”
那时的刘朦还留着男孩子的短发，但她感到自己在这间小小的诊室里不需要去解释自己的着装、行为和想法。她知道潘柏林理解自这些，这让她有一种从心里向全身散布开来的轻松感，“就像见到了救星，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
2016年，潘柏林在医院创建起国内第一支跨性别序列医疗团队，整合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生殖医学、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专业领域的医疗资源，开设“易性症综合门诊”。
让医生在本职工作之外加入跨性别医疗团队，并不是一件易事。有人接受了潘柏林的邀请，也有人拒绝。他能够理解，在本职工作之上，这是另外的负担。
对于潘柏林而言，做这件事是偶然也是必然。2010年，作为整形外科医生的潘柏林，前往日本东京昭和大学医院访学。那期间，他读到一本名为《性同-性障碍的基础和临床》的书，里面对“易性症”的诊断和医疗支持有细致、全面地讲述。
书里的内容也让他回想起自己初遇的跨性别者。那时他在医院外科刚刚工作两年，一位跨性别者在医院接受变性手术，潘柏林负责为她换药。那时他对跨性别者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一样，无法理解，带着猎奇的心态。面对她时，总是带着点忐忑和别扭。
可是几次接触下来，他发现对方坦诚、温和，会包容自己换药时不小心带来的疼痛。她有时也会跟他聊起自己过往的经历，“她呈现出的善良、温柔，让我从心底认定她是个优秀的人，其实很多跨性别者都是这样，跟大众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看到那本书里的内容时，潘柏林“感到眼前一亮”。回国后，他将书上的内容翻译后发到网上——当时在国内的网站上很难搜找到与跨性别医疗相关的医学资料。那之后，一些跨性别者开始给潘柏林留言咨询关于激素使用和手术的问题。潘柏林回答不上来时，就再回到书中查。
开始接诊跨性别者后，很多时候潘柏林仍需要依靠国际上的一些相关诊疗指南去一步步实践。他说自己愿意做这个“冷门”的领域，跨性别者的医疗照护对他来说是个有价值的事。
从冒险自救到获得支持
对跨性别者来说，获得专业的医疗支持并非一件易事。
高考后，刘朦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话语和方式来告诉父母，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她希望自己是个女孩，而不是父母眼中的“儿子”。
对父亲来说，那次对谈来得突然。刘朦将父亲叫进卧室，然后坐下，跟他坦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父亲的反应有些复杂，像是生气，但又带着茫然无措，她能感到父亲在尽力压抑着，“他觉得我是被别人带坏了”。
和父亲呆在房间的那几分钟的时间格外漫长，在这之前刘朦已经想过很多种可能，包括被送到特殊教育学校，进行矫正治疗，变回父母眼中的“正常人”。在跟父亲沟通时，她直言自己想去看医生，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这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为了更像个女孩，刘朦曾有近一个月的时间，自己悄悄使用激素药物。没有专业指导，她慎之又慎，“因为它会导致，比如钙质流失和肝脏损伤，肾脏损伤，如果长期没有医生帮助，可能这些伤害一开始是感觉不到的，在隐秘地发生着。” 李青也曾给自己用过激素。现在24岁的李青，在18岁读大学那年开始接触到跨性别的概念，“感觉这个概念好像和我有点关系”。她花了4年的时间，做外观上的改变，探索自己的感受。在得到潘柏林的医疗支持前，她曾偷偷吃了3个多月的激素，使用方法都是在网上搜来的其他人的经验，但那并非人人适用。今年2月底，李青开始去潘柏林门诊就诊。
在33岁女跨男跨性别者程昱的了解中，许多跨性别者只能在网上买来路不明的性激素，甚至是动物激素。“他们调配那些用在动物身上的成分，没有（贴）生产厂家，又没有合格的品牌，然后说这就是激素，你爱打不打，还特别贵。”程昱说。这无疑会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但跟自己无法认同的生理性别所带来的痛苦相比，这种风险甚至算不上什么。
根据《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
来北京之前，程昱去过贵州的一家地方医院开激素药物，因为对方不理解跨性别，“他们会问，你怎么身份证上是女性？为什么你要开雄性激素，为什么你会有胡子？”这样的经历让他开始抵触就医。
2017年程昱来到北京工作后，第一次踏进潘医生的诊室。服用雄激素的副作用让程昱血压、血糖升高，他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糖尿病，还要观察是否有其他内分泌疾病。当时程昱已经做了平胸手术，但没做性别转换手术，尽管仍是女身，但外表看起来已经完全的男性化。因此住哪类病房一下子成了难题。“如果说要按照我的身份证上的性别，去和病友住一间的话，其实还蛮尴尬的，”程昱说，“但让我去和我认同的性别的朋友住一间的话，对方也可能会不接受。”
当天晚上潘柏林团队中的医生刘烨给他发来微信：“今天忘记问你了，你想住男病房还是女病房？我去跟住院部打个招呼。”
至今回忆起来，程昱仍觉得非常感动，“她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为了不麻烦医生去过多地解释什么，他最后还是选择按身份证上的性别入住了女病房。刘烨医生与其他病友们事先打好招呼，病友们也友善地接纳了他，叮嘱他饭要多吃一点。每个星期，刘烨医生也会来到他病房探望一次，尽管那时她因为医院工作安排已经被调到别的院区。
服用激素有可能导致身体出现变化，需要做一系列检查，但程昱不能接受插入式的妇科检查。医生们便替换成了憋尿再照B超的形式，每次检查，刘烨医生都会交代住院部的医生带他去做，检查途中没有人觉得奇怪。
跨越障碍
跨性别这条路对医生来说，也并非没有阻碍。
潘柏林介绍，一直以来，愿意从事跨性别诊疗的医生并不多，由于跨性别群体处在社会边缘，尚未被大众所接受，至今仍有一部分医生仍然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群体甚至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医生。也曾有人质疑他做这件事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在潘柏林看来，在行业内和他相熟、有过交流的跨性别领域医生，“十个手指头就数过来了。”
这不是潘柏林和他的团队在跨性别医疗领域面临的唯一障碍，跨性别者和家长间的矛盾是潘柏林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双方互不理解，不能有效沟通，往往会影响跨性别者治疗效果和之后的规划。有时跨性别者与家长的冲突就发生在诊室里。有的跨性别者不愿意在家长面前开口讲自己的情况，而家长的转述又常常带来误解，“不对，你不理解我”，往往几句话后，之前累积起的矛盾一触即发。
潘柏林的跨性别门诊有面向跨性别者和其父母的相应心理支持服务。潘柏林的助理韩萌是应用心理学在读博士，他介绍，有不少跨性别者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诊所，而父母来这里并非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更多是要求医生“治好”孩子。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是看了一些网上骗人的资料，才产生了跨性别的想法。家长希望医生能帮助他们把孩子“变回去”。
韩萌的观察中，许多孩子在诊室表现得非常消沉，“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全是父母在说，没有任何的活力。”面对难以“让步”的家长，韩萌会让父母做一道选择题——权衡到底是让孩子去转变性别，服用激素或是进行手术造成的伤害大；还是一直不让其转变，让他们一直痛苦地生活，最终导致焦虑、抑郁，甚至自伤、自杀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当父母可以慢慢接纳后，跨性别者自己的状态也会有很大地改善。韩萌告诉记者，“很多家长来这边会哭的，他们对孩子的想法不理解，感到十分痛苦和无助，我们算是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渠道。”
在韩萌看来，一些家长从一开始抗拒，不让医生帮助孩子，到对孩子的选择不同意也不反对，这本身是一种转变。“虽然家长没有因为我们的门诊就立刻很支持孩子，但是他从一种对抗、阻拦，变成了让孩子自己去负责自己的人生。家长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孩子提供了一些生存的空间。”
刚开始李青的母亲拒绝接受她跨性别的事实，也无法信任潘柏林。她问李青为什么“易性症门诊”的医生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他既是整形外科也是易性症专科医生，就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医疗资源来看，根本不可能有只做易性症专科的医生。”李青回答。
后来母亲收到很多潘柏林给的资料，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这对李青来说已经足够。
因为家长的不理解，潘柏林收到过不少家长给医院的投诉。有的投诉潘柏林为了赚钱和精神科医生勾结，给孩子开药。曾有家长斥责他，孩子成为跨性别者是因为潘柏林的门诊给了孩子不好的引导，“把孩子带坏了”。
他能理解这些投诉，“在对跨性别群体不了解的情况下，这都是自然的反应，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科普宣教。”
现在，每周都会有10到20位跨性别者走进潘柏林的诊室，算上线上的综合诊疗，三年的时间里，潘柏林的团队已经为超过一千位跨性别者提供医疗帮助，来访者年龄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
走进诊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但每一段都跟顺利搭不上边，总是各有各的曲折。
曾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跨性别者来潘柏林的诊室咨询，希望接受性别置换手术。在她的病历书上，潘柏林发现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就来到过医院。她告诉潘柏林，准备手术的前一晚，她无法入睡，她想到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事业单位工作，她反复问自己，这样瞒着家里做了手术后，“家里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
第二天，她放弃了手术。多年后孩子长大成人，父母相继离世，她终于跟妻子坦诚自己想要手术的意愿，离婚后她第二次走进医院。现在，她的第一步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正在等待第二次手术。
大概在四年前，曾有位跨性别者来潘柏林的诊室就诊，进行激素治疗。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承担了比其他人更大的压力，常表现出无助。潘柏林总能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默默祷告，可他们都清楚，真正的问题仍旧摆在面前。潘柏林会花很多时间听他倾诉，主动跟他聊起生活，有时他一说就是一个小时，潘柏林就安静地听着，推后下班的时间。
那之后的每个节日，潘柏林都会收到他寄来的贺卡，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时上面写着他的日常生活、自己的想法，有时是使用激素的效果，有时是几句简单的祝福。每张贺卡上，他都称潘柏林为“潘神父”——一个寄托了自己信仰的称呼。
“在管理规范的范畴内，我都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帮助。”有跨性别者第一次来，他会跟对方聊聊日常，提一些建议，比如在学校里头怎么去跟周围人沟通，怎么去寻求帮助，或者怎么跟父母相处。
在这间小小的诊室里，共情显得尤为重要，潘柏林在严肃的同时，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温暖、亲切。“家长如果愁眉苦脸，你需要从心底里体恤他们，去跟他们沟通，对他们来说，这是严肃和重要的事情。”
在潘柏林看来，所有医疗手段的最终目标是跨性别者能够接纳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顺利地回归自己的日常生活。
评论区
- 北京网友：2021年7月27日，回复：只要不是作恶者，都不应该被歧视，有颗善良的心比外在形体（形态）都重要。
- 江苏网友：2021年7月27日，回复：谢谢。
- 河南网友：2021年7月27日，回复：继续隐藏吧，因为本身就不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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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这篇文章讲述了跨性别医生潘柏林的故事，他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门诊中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支持和心理咨询。他努力打破父母对跨性别的误解，帮助他们与孩子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许多来访者都经历了与家人的冲突，往往希望医生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变回去”。潘柏林强调了跨性别者的医疗需要不仅在于医学治疗，还涉及到心理支持和家庭沟通。他介绍了自己如何从一名整形外科医生走入跨性别医疗的领域，并强调了跨性别者的生存现状和心理需求。文章还分享了不同跨性别者的真实故事，展示了他们如何在社会和医疗体系的压力下寻求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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