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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被骗同意儿子变性！易性症去病化是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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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4 17:36:27　来源: 晴日精准心理何日辉

作者：加文 | 编辑：乔丹 | 标签：跨性别、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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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间约：6 分钟

01、马斯克称被骗签署了同意儿子变性的文件

最近，在接受一名美国心理学教授直播访谈时，马斯克罕见地谈起了他的大儿子泽维尔。泽维尔在18岁时向美国加州提出了变性申请，并希望与马斯克断绝父子关系，当时引发不少关注。

马斯克在访谈中神色黯然地说，当时他被骗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对方告诉他，如果他不签署文件同意泽维尔变性，泽维尔就会自杀。

后来，马斯克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他还意识到，其实很多孩子都会经历性别认同的危机，这时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科学、理性的引导，顺利度过人生这个阶段，而不是被成年人诱导着去变性，并以为这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他对鼓励变性的政策深恶痛绝，也正因如此，他决定把公司的总部迁出加州，因为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前不久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学校教职工将孩子变性的消息通知家长。

马斯克说，“在我看来，这样的立法会给孩子们带来危险”，“鼓吹这种行为的人应该进监狱”。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LGBTQ+运动愈演愈烈，国内外很多父母都面临着孩子想变性所带来的苦恼，甚至连世界首富、商界奇才马斯克都未能幸免。

而且，虽然马斯克是成功人士，妥妥的世界顶级精英阶层，但他对这方面的认知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今天这篇文章借着马斯克谈大儿子变性，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这个敏感的“变性”话题：

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是一种病吗？

父母们怎么避免自己的孩子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了，又该如何积极科学地应对？

02、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心理障碍？

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曾经，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肯定——是。但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很微妙。

在DSM-5（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2013年）出台之前，如果一个人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想成为另一个性别，这是一种确切的精神心理障碍。

比如，在DSM-4中，这被称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而在世卫组织出台的ICD-10（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10版）和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分类第3版）中，它也被称为“易性症”，有的人也称之为易性癖。

但是，在2013年出台的DSM-5中，性别认同障碍被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性别烦躁”。它指的是个体体验或表达的性别，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明显不一致，个体强烈地渴望成为另一种性别，持续至少6个月，并且带来了痛苦和社会功能受损。

这看起来好像跟以前的诊断标准差不多，但其实区别可大了。

在以前，如果一个人想变性，这属于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障碍。但现在，它不再是疾病或障碍，一个人想变性这不是问题，而是这种渴望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和实现，使得这个人十分痛苦、无法正常生活，这才是问题。

也就是说，从2013年出台DSM-5开始，“易性症”这种以前的性别认同障碍就被“去病化”了。2019年确立的ICD-11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不再认为这是一种障碍，而是称之为“性别不一致”。

因此，临床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治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往的通过心理治疗引导患者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变成了在临床上为想变性的人提供异性激素，并被美其名曰“青春期阻断剂”。其实这无异于“化学阉割”。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临床上甚至为“性别烦躁”者提供变性手术。

至于主流的心理学更是对此毫无办法，既不能引导这个群体接受自己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也不能消除他们心理上的痛苦，便只好将其合理化，认为想变性不属于心理问题，而是个人的权利。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很人性化、很包容，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普世价值观。

但其实，这折射了美国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无能！因为，他们找不到性别认同障碍的真正原因，也无法高效、深入地解决。

既然他们无法治愈这种病症，无法改变患者的想法，患者的数量群体也越来越多，又有投票权，他们只好将其去病化、合理化，让全社会来适应这部分群体，并美其名曰，这是这部分群体的自由权利。

事实上，对于毒品成瘾、药物成瘾、恋物成瘾等精神心理障碍，西方发达国家也大有“去病化”的趋势，“大麻合法化”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们根本搞不定。

03、至少有部分“性别烦躁”是后天经历导致的

那么，现在所谓的“性别烦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出于先天因素，比如母亲怀孕时体内激素异常、胎儿神经发育问题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是基因遗传因素导致的，虽然性别烦躁已经被“去病化”了，但只要了解“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寻找精神障碍的“致病基因”方面所遭受的挫败，就会意识到将其根源甩锅给“基因遗传”，这同样是不理性的。

有的学者也提出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在青春期时，生理性别受到过分的关注和对待等等。

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心理学都没找到确切的答案，也因此束手无策。

但在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中，当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寻找他们“想变性”的原因时，竟发现至少有部分的“性别烦躁”是源于后天经历中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和叠加性心理渴求。

只不过，因为这些病理性记忆有很多储存于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患者想不起来，也意识不到。

比如，很多父母因为没有掌握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教育孩子时简单、粗暴，或者长期忽视，这很容易导致孩子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如果孩子因此出现了讨好型人格，就很容易遭遇校园欺凌，加深内心的自卑、自我否定，进而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

临床有一个初中男孩就是典型例子。他从小体弱多病，个子不高，又是独子，母亲对他呵护至极，父亲则常年在外忙工作，对孩子缺乏陪伴。

这种原生家庭环境导致他自理能力很差，生活上过分依赖母亲，缺乏坚毅和阳刚之气，性格怯弱，在人际关系中逆来顺受。

这导致他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有的人嘲笑他是“妈宝男”，有的还欺负他。即使他向母亲求助，母亲也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学时，他曾被几个男同学实施严重的校园欺凌，同学对他撒尿，用生殖器羞辱他，长达2个多小时。从那时起，他就对男性器官非常抵触，一看到就感到厌恶、愤怒，看到自己的也会觉得恶心。

而且，因为他从小被欺负，他非常希望自己是个女孩，那样就能受到男孩的保护而不是欺凌了。随着年龄渐增，他曾经谈过一个女友，也有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没有想到女友又被一个男的抢走了，他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越来越多，他渴望成为女性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还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所以，当时他主要是来治疗双相障碍的，“性别烦躁”是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中才暴露的问题。而且，他一开始非常坚持变性，但说不上为什么，总之就是特别想。

后来，他同意接受深度催眠下病理系记忆修复技术（TPMIH），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寻找想变性的原因，我们才发现了上面的严重欺凌经历，他自己在外显记忆层面早就忘记了。

还有，当时他已经在服用雌性激素了。每一次服用他都特别高兴，觉得只要吃下去，自己离变性的目标就更近一步了。他内心非常兴奋，看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化，甚至会幻想变性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过上备受宠爱的日子。

这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导致他对“变性”形成了叠加性心理渴求，一想到就兴奋，产生压抑不住的冲动。

那么，马斯克的大儿子泽维尔想变性，这背后会不会也存在类似的病理性记忆？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泽维尔具体的成长经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泽维尔遭受过父亲马斯克带来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对父亲非常排斥，否则，他不会提出跟马斯克脱离关系。

其实，马斯克本人也有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他曾自曝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还宣称自己得了抑郁症，并在派对上滥用“k粉”，也就是氯胺酮。而且，很多公开报道都指出马斯克的脾气暴躁，十分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很多员工和他的前妻们都受不了他。

也就是说，马斯克自身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他本来就极度繁忙，是个工作狂，无法给予儿女们充足的高质量陪伴，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暴躁易怒、过分强势，而对儿女们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

而且，泽维尔是马斯克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人后来离婚了，在这过程中极有可能在儿子面前多次出现夫妻冲突。

也就是说，泽维尔成长时期所处于的家庭系统是严重有问题的，只是马斯克当时很可能没有觉察，也没有意识去改变。泽维尔希望改变性别的想法，极有可能来自于后天的病理性记忆。

只不过，具体来自于什么事件和记忆，只有深入到他的内隐记忆层面才能精准化地找到，否则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觉察。

而且，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青少年想变性，除了有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因素之外，还会负面社会因素的推波助澜。

在西方发达国家，LGBTQ+运动已经不容任何人质疑，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德国通过了“性别自决法”，公民一年可以改一次性别。

美国很多学校鼓励青少年勇敢地实现跨性别，声称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像上面提到的美国加州，该州要求，如果学生想变性，但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话，学校禁止向任何人透露信息，甚至禁止告诉孩子的父母！

之前美国一所顶级儿童医院的心理学家称，婴儿在子宫里就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说出来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信。

国内很多网友说，在跨性别这个事情上，欧美国家都魔怔了。大量心智未成熟、认知不理性的青少年被鼓励“勇敢”地变性，最后却发现这根本解决不了心理根源上的问题，但变性已经不可逆了，这部分人反而陷入了更严重的痛苦之中。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性。像访谈马斯克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就指出，强烈的自杀念头来自于深层次抑郁、焦虑，这不是变性能解决的，他认为每个临床医生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太懦弱，不敢说出来。

而在美国，热衷于推动LGBTQ+运动的主要是民主党，共和党对此强烈反对，如果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由特朗普当选的话，很多关于LGBTQ+运动的立法和规定有可能面临取消。

04、注重“三级预防”，避免孩子因性别认同问题发生悲剧

在我们中国，“变性”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但受到国外LGBTQ+运动的影响，这个话题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如今互联网发达，很多青少年受到相关信息的影响，盲目地认为LBGTQ+运动就一定是更加先进的、民主的，认为对此不认同的人都是愚昧的，甚至认为国内社会是落后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也遭受了性别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出现了性别认同问题，他们很容易坚决要求进行变性手术，并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跨性别者，本来就应该是另一种性别，只是灵魂投错了胎。

国内最著名的跨性别者金星，她表面上的风光和成功就误导了很多青少年，以为只要勇敢地变性，就能获得像她一样的美好生活。但事实上，金星当初作出的选择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没有精神科专家和心理学专家能解决她的问题。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父母的观念还是比较主流的，他们并不希望孩子想变性，更不希望孩子为了这个问题而要死要活，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自杀念头。

如果想避免这个问题出现，父母要注重“三级预防”：

第一级预防，也就是从病因上预防。

父母要意识到性别认同问题与后天的原生家庭有密切关系。父母要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同性父母，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温暖、安全感，避免孩子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第二级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苗头时，要及时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尽可能寻找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并想办法修复。

必要时，父母可以在孩子愿意的前提下寻求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等到孩子的主要病理性记忆得到修复后，再让孩子在更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父母要尽量避免孩子开始服用异性激素，因为如果孩子一旦开始服用，就很容易对变性形成强烈的叠加性心理渴求。这类似于一种成瘾行为，他们往往并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干预，甚至变得非常偏执，会以自杀来威胁父母，要求他们允许自己变性。

第三级预防，指的是防止孩子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如果孩子已经服用异性激素了，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临床心理干预了，就铁了心要变性的话，那父母要认真考虑孩子的生命安全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方面，父母要做好心理准备，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并接受孩子最后可能真的会变性的事实。虽然这确实令很多父母难以接受，但总比孩子自杀身亡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父母要寻找机会跟孩子深入交流，提醒他们变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后悔，这有可能可以帮助孩子恢复更多的理性，然后再做出决定。

而且，即使孩子真的决定了变性，父母也要持续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这样万一孩子变性后遇到巨大挫折，甚至再次出现自杀倾向时，父母才更有可能帮助孩子渡过难关，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后悔，避免发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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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探讨了特斯拉CEO马斯克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其儿子泽维尔变性申请的经过和相关心理健康问题。马斯克在谈话中表示，他在签署同意文件时感到被骗，因为对方威胁他，如果他不同意，泽维尔就会自杀。这引发了对当前跨性别政策和心理健康管理的讨论。文章分析了DSM-5和ICD的变化，指出在西方心理学领域中，对性别认同问题的看法已经经历了转变，变性不再被视为精神障碍。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探讨了性别认同和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父母在对待儿童性别认同问题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文中还指出了西方各国在这一领域出现的社会运动以及引发的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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