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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群体调查:孙静雅和她背后隐秘的变性“外围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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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迹于“海天盛筵”,混迹于“外围圈”,结局也印证了人们久未说破的猜测:因涉嫌组织介绍卖淫被捕。

据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一线:一念之祸》节目透露的身份证信息,孙静雅原为男性,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走访获悉,三年前做了性别重建手术的孙静雅,一度不认同自己的男儿身,“做手术之前卖淫是为了赚钱做手术,手术后卖淫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孙静雅背后,是一个被称为“跨性别女性工作者”的群体:她们本为男性,或已通过手术完成变性,或囿于经济、思想等原因,暂未实现性别上的改变,但平日里以女性形象示人。

类似的困境是:在融入社会时遭遇各方阻碍。于是,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来到一线城市,以“性交易”为生。

孙静雅

那时候,她的名字是罗月,人们仍称其为罗先生。

转折点是2012年。在朋友孙小姐的陪伴下,罗月飞赴泰国,目的是:性别重建。

对罗月来说,这几乎相当于一次重生。于是,她决定把名字也改了。

她说,自己视孙小姐为亲姐姐,故改名也姓孙。孙小姐觉得罗月平时太浮躁,便给她取名“静雅”。

是的,她就是那个因“海天盛筵”而走红的孙静雅。

孙静雅在手术之后的改变,让孙小姐无法接受。“我希望她能好好读书,但她却利用网络视频直播赚钱。”孙小姐告诉澎湃新闻,直播中的静雅化名“楼兰雅儿”。

孙小姐说,孙静雅虽然做了手术,但一直没改身份证。“她奶奶有一套房子,说只传男不传女。”

在一些设有“美女互动直播”的视频网站里,每个“房间”有两三名“美女主播”真人直播秀,用户只要注册账号就能进入房间与主播互动。但在此前,用户必须先送主播礼物,价格从几元到几百万元人民币。

“孙静雅运气好的话,一天就能收到30万元,但这些钱必须与网站对半分。”孙小姐说。

曾与孙静雅在一个房间直播的染儿告诉澎湃新闻,这些视频直播网站中隐藏了很多土豪,有些用户注册了之后马上充值三四百万,然后用这些钱疯狂地给自己心仪的主播送礼物,主播收到的礼物越多,就能进入级别更高的房间。

染儿称,有一次她在直播,有个土豪给她刷了50万的礼物,另一土豪则马上加价,给了100万元的礼物。“当一个土豪给了你一百万礼物的时候,不和他发生什么可能吗?美其名曰谈谈男女关系还是要的吧。”

孙小姐称,正因为孙静雅选择了这种赚钱方式,她们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2013年前后,此类的视频直播网站逐渐被整顿,孙静雅和染儿各自离开了视频直播网站。

离开视频网站后,孙静雅成为一名“外围女”。染儿说,在当年,这是多数主播会走的路。“发自拍、参加走秀,在微博、微信与陌陌等社交工具上,还是能积攒到一些粉丝。”

这些“粉丝”,最终变现成愿意为她们“花钱”的客人。

直至2015年6月,孙静雅等七个犯罪团伙进入警方视线,团伙成员涉及卖淫女、嫖客及“经纪人”,共计1300多人。警方通报称,孙静雅是这个圈子的“老大”:卖淫的同时也是“经纪人”,“单次价格一万五”。

TS群体

“跨性别群体”,用于描述那些自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

缘于经济、家庭等方面的羁绊,像孙静雅这样立志变性并最终成功的,也只是这类人中的少数。

“我为什么不是女孩?”20岁的娆娆,多年里无数次质问自己这个问题。

自上学起,娆娆就被同学称作“娘娘腔”。她无心学习,父母对她的生活方式也很不理解,娆娆选择了辍学离家。那年她15岁,揣着300元从安徽来到北京。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娆娆才知道自己不是“妖怪”,还有许多和她相似的“跨性别群体”。

“刚来北京时,我通过交友网站认识了一个男生,他问我是不是TS(即英文跨性别TransSexual 的缩写),我说是,他说我好漂亮想和我睡觉,我答应了。那次之后,他给了我500块。”娆娆说,那是她挣的第一笔钱,她用那笔钱烫了头发,买了裙子。

“后来我发现我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我可以攒钱整容,隆胸,甚至去做性别重建手术。”娆娆说自己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来北京后没花过家里的一分钱。

娆娆也曾考虑换个职业。“但没有用,你身份证上是男人,而你自己是女人,没有单位愿意要这种人。”

娆娆正在攒钱做性别重建手术,但她担心,手术做完之后自己能否把身份证改成女性。“你要改身份证,必须去做体检,但很多医院拒绝做这个体检;就算拿到了体检报告,你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改身份证,很多小地方的户籍部门也会刁难你。”

娆娆的朋友彬彬也是一名TS。“但我与娆娆不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gay(即男同性恋),我在网上聊天,会有人让我穿上女装为他们服务,久而久之我发现穿女装挣钱更容易,于是也把自己的外貌整成女人。”彬彬说自己属于伪TS,这样的人在圈子里占三到四成。

娆娆与彬彬都不否认,她们对钱的重度渴望。

“一个20多岁的普通人来到北京,努力工作十年能挣到几十万。但我们通过十年的情色生意,能挣到两三百万。他们用自己的那点存款嘲笑我们,他们好意思吗?”彬彬说。

“我受够了从小被人嘲笑,凭什么我不能变成美女,而要变美,我必须挣很多很多的钱。”

如今,娆娆的衣橱里已经没有男装,若不开口说话已和普通女孩无异。她喜欢在屋子里呆着,换不同风格的女装。与从小被迫学着成为一个男人相比,娆娆说,“我现在很快乐。”

圈子

深夜九点,北京一家变装酒吧。

灯光昏黄,音响里播放着爵士音乐,不少大码女士高跟鞋与虐恋工具作为装饰摆在酒吧各处,吧台上的姑娘或玩着手机,或与身边的男人窃窃私语。

“她们都是TS。”已年近50的桃姐是酒吧的店主,她告诉澎湃新闻,开酒吧的初衷是为跨性别与异装癖者提供交流场所。酒吧刚开业一年,因为客少勉强维持生计。

“这个酒吧还有一个地下室,你要不要去看看。”桃姐说,每当有客人来酒吧喝酒,她都会主动带他们去地下室里,让他们体验一些游戏。

酒吧的地下室其实是一个“调教室”,室内昏黄的灯光下,放着一张蓝色天鹅绒沙发,沙发后数十双女士高跟鞋被整齐地摆放着,旁边有色彩各异的羽毛披肩与亮片连衣裙。而在沙发对面,有小型囚笼、麻绳和吊环等工具。

桃姐告诉澎湃新闻,想要体会TS的内心世界,就必须尝试和她们一样穿上女装和高跟鞋,跟她们做游戏。“你想要采访我们,就先要试着和我们一样”

桃姐为记者挑选了一双黑色高跟鞋和白色羽毛披肩。她说自己平时喜欢穿蕾丝和羽毛制成的衣服,“当我穿上这些以后我才感觉找到了自己,我就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美丽。”

桃姐说,“调教最好找熟练的人,因为有些调教方式会有生命危险。几年前我一个朋友就因为一次皮肤穿刺调教去世了。”

“我知道你不是我们圈子的人,但这是我们最正常的生活。现在,我们可以去楼上聊聊了。”

性别重建

来酒吧的TS,多数是想多认识一些客人。酒吧开业后,桃姐先后多次收留从外地赴京生活的TS。桃姐表示这些投靠她的TS多数因为受不了歧视,初中肄业就来北京打拼。

凌晨1点,卡卡从酒吧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她脱掉了蕾丝长裙,换上了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有点微醉的她抱着桃姐说,“还是你好,能收留我们。”

卡卡来北京八年,她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已记不得服务过多少客人。现在她攒的钱已经够她做性别重建手术,但她怕疼。“手术要在身上缝400多针,拆线的时候会一根一根的拆”。

卡卡曾与一位异性恋相爱,也为了他离开北京。她说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与男方的父母一起生活时,对方甩了她。

“当时我发现他出轨了,我质问他,他骂我是死人妖,让我滚,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到北京,我不怪他狠心,我只怪我自己不是女人。你知道这个圈里的人结婚成家的概率是多少吗?”

回到北京后,卡卡说她的世界观彻底变了:她发誓要住上最好的房子,用奢侈品。 “我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我要比别人挣得多,这是我应得的。”

被问及是否想过手术后的生活时,卡卡有些激动。

“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本读书,读书之后的生活来源谁给,家里早已和我们绝交,不管变不变性,我们想的只能是挣钱。等我老了,我才能像桃姐一样,用上半辈子的钱换取我暮年的开心。”

采访中,卡卡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哪怕让我做一天的女人,让我死,我也愿意。”

一些曾做过性服务的TS也考虑过换工作,但很多以失败告终。

“她们真的融不到这个社会里去。”桃姐有时也觉得,与其让这些TS艰难地融入常人世界,还不如“隐蔽一些,快乐一些”。

“你看这些TS都很漂亮,她们的漂亮是用钱堆出来的。TS都很缺少安全感,她们不敢素颜出去,怕被人发现是男人,她们更不想穿男装,所以只能买化妆品,买衣服,做整容手术,这些花销比正常女人大好几倍。”

家庭因素,或许是跨性别群体从事性交易的因素之一。多位受访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在老家,早已“众叛亲离”。

比如彬彬。她回家总怕被别人认出来,于是只敢在春节之后回家,回家前绑着头发不化妆,穿厚厚的衣服,担心爸妈发现她做了隆胸手术。

彬彬的妈妈知道彬彬想变成女孩,但是始终反对,甚至把她从家里赶出来。

桃姐说,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做着见不得光的行业,“人总要生存。”

因为长期服用雌性激素,桃姐身边的不少朋友四十来岁就因病去世。“这些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

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

该调查同时称,由于歧视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 使得跨性别者往往缺少工作机会。在亚洲,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印度尼西亚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的比例为81%,马来西亚为84%,但报告未提及中国的相关数据。

桃姐曾想为她们写一本书,但后来放弃了,“怎么写?故事全是悲剧”。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娆娆、彬彬、染儿、桃姐、卡卡为化名。)

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通过对跨性别群体成员孙静雅及其背后群体的深度调查,揭示了她们在社会中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生存现状。孙静雅原为男性,经过性别重建手术后,成为一名跨性别女性。为了生存,她们被迫投身于‘外围圈’以及性交易行业,尽管她们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却常常遭遇经济和法律的双重压力。文中详细描述了她们的过渡经历、经济困境以及社会环境的歧视,透过自述故事,展示了跨性别群体在追求性别认同与个人幸福路上的艰辛。此外,报道也提到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里,类似的跨性别女性工作者的真实生存现状,以及她们所依赖的身体劳动与性别认同。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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