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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小女孩》聚焦八岁儿童性别启蒙
正文 { data-search-exclude }
女性话题从来不止于关乎性别、年龄、阶层以及自我意识。女性也从来不只是“女性”。对于自我认知，时间从来都不会说谎。此次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在国际发布：崭新宇宙单元选择放映两届泰迪奖得主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执导的纪录片《小女孩》，用客观同视线的高度拍摄方法描绘了一个八岁儿童的性别启蒙，将“小女孩”的内心真实世界展现在大屏幕前，让我们看到仍停留在使用生物学定义男孩女孩的社会普遍存在的局限性。
年龄从来都不是我们逃避选择的唯一理由，时间也不会改变最初既定的事实。我们能做的，仅在时间之外，空间之内，抛去对已存在事物的认知偏见去感受、理解小女孩的成长之路。
国际发布：崭新宇宙
New Production From The West:Tomorrowland
影片介绍 { data-search-exclude }
8岁的萨沙一直知道自己是个小女孩，哪怕她生下来就是个小男孩。无论是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还是舞蹈课或者生日聚会上，社会都无法像对待和她同龄的孩子一样对待她。为了让萨沙被人理解和接受，支持她的家庭打响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导演介绍 { data-search-exclude }
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于196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在学习艺术史之后，他从1990年开始在当代艺术界工作。之后他转向电影制作，并在2000年导演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青春梦里人 (Come Undone) 》，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并在国际上发行。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十字路口 (The Crossing) 》在戛纳首映（2001年“导演双周 (Director’s Fortnight) ”单元），随后故事片《狂野三人行 (Wile Side) 》又在2004柏林电影节首映（Panorama/泰迪熊奖)。
在《无影无形 (The Invisibles) 》（2012年戛纳电影节官方片单）、《班比 (Bambi) 》（2013年柏林电影节Panorama）、《泰雷兹的生活 (Lives of Therese) 》（2016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和《成长的少年 (Adolescents) 》（2019年洛迦诺电影节）之后，他又带着新纪录片《小女孩 (Little Girl) 》重返柏林电影节。
对话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 { data-search-exclude }
Q:你是如何想到要拍一部关于萨沙的电影？
A: 几年前，我拍了一部电影，主角是一个叫班比 (Bambi)的女性。她出生于1935年，是法国最早的跨性别者之一。她告诉我，早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她在内心深处就感到自己是个小女孩。通常我们认为跨性别认同是与青春期联系起来的，但班比的讲述让我意识到，它完全有可能在跨性别者年龄更小的时候就出现，所以我觉得跨性别认同问题和在青春期集中出现的性别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能够讲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关于一个孩子经历跨性别认同问题的故事，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
Q:你怎么找到萨沙一家的？
A: 我在剪辑《成长的少年 (Adolescence) 》的时候，就把新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制片人穆里尔·梅纳德 (Muriel Meynard)。不久以后，我们开始寻找电影的主角。我们都觉得要花很多工夫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跨性别的小孩？我们想到了在网络论坛上发布消息，因为一些有性别焦虑 (gender dysphoria) 的孩子的父母会在一些论坛上分享他们的经历。但一些比较谨慎的人对我们感到很愤怒。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因而下意识地指责我们下流、想要偷窥他人的生活。我们解释说，恰恰相反，我们非常尊重他们，我们想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要提高人们对跨性别认同者的认识和接纳。最终有两个家庭答复了我们，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法国。加拿大的家庭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们，“快来见我们吧！我们这儿的社会完全能够包容跨性别问题，接纳程度非常高。”我们非常惊讶。另外一个答复来自卡琳 (Karine)，萨沙的妈妈。她非常谨慎地说她有个孩子的情况和我们描述的相符，但她在考虑要不要把萨沙的故事讲出来。我们开始相互联系，直到卡琳同意见我们。最开始我们和卡琳单独见面，后来才带上萨沙本人。第一次的见面非常成功，我们双方很快就建立起了强烈的信任和共鸣。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边喝牛奶边吃着饼干，见到了萨沙的全家。
Q:你把萨沙的家庭描绘成一个温柔的茧(cocoon)，可以讲讲你的想法吗？
A: 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看到了什么，你就能在我的电影里看到什么。他们是一个极度团结、联系紧密的家庭。他们之间有一种无条件的爱，你不用任何过滤就能感受到。因为萨沙正在经历的事情，她的整个家庭都凝聚在她周围来保护她。为了捕捉他们的这种凝聚力，我想把他们家描绘成一种泡泡，让萨沙和她爱的人在里面安全地生活。在这个家之外有很大的威胁，无论是在学校，在芭蕾课上，还是仅仅在街上。幸运的是，卡琳经过这些年的磨练，已经能够及时看到并且应对威胁。
Q: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拍这部电影吗？
A: 我非常小心。最开始我提出只拍摄他们一天，让他们知道拍电影要干什么，让一个团队掌管着你的家是什么感觉。第一天的拍摄最终出现在了电影中，就是孩子们在后院打雪仗的那段戏。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回巴黎的路上我们整个团队都处在恍惚的回忆中。萨沙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接纳了我们，而我们也给了他们毫无保留的爱。
Q:你如何能够拍摄他们的私密生活而不打扰他们？
A: 我们的团队非常精简：就只有摄影导演，录音师和制片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这个家庭接纳和爱着，而并不只我一个人要和他们形成情感的纽带。我们努力以最自然的方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任何一段新鲜的感情，你自然地就想和对方一起待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个家庭从一开始就接纳了我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是萨沙的第二层保护圈。
Q:萨沙是如何让你得知她接受你进入她的世界的？
A: 萨沙完全意识到了摄像机的存在。她根本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比如说，在我们最开始拍摄的几天里，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们进入她的卧室拍摄。她有点犹豫，因为除了她的哥哥姐姐们，没有外人进过她的房间。那是她的领域。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的房间是个小女孩的房间，它就像密室一样。她让我们进入她的房间等于给予了我们极大的信任，允许了我们进入她的生活。我告诉她我想在她玩耍的时候拍摄。她看着我，一副惊讶的样子。我们在她的卧室里架设好摄影机，构好了图，结果她坐在床上盯着镜头。我问她：“你不去玩吗？”她说，“不。我玩儿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她不会装模作样，不会在我们在场时假装周围没有人。这对她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不然她就变成了一名演员，所以她拒绝这么做。我觉得这种态度非常珍贵。还有一次，我们在她的卧室里拍摄。她没有注意到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只是在摆弄摄像机。她在床上玩着，后来突然意识到我们在拍她，于是再一次盯着镜头，仿佛在说，“好，我允许你们在这里拍我，在我的私人空间里。”这其中的信息非常有力。
Q:你执着于依据孩子们的视线高度来拍摄吗？
A: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只要有可能，电影就会采取萨沙的视点。摄像机就在她的身边，越近越好，在她眼睛的高度。这使得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共情的纽带，让我们理解她正在经历的事情。
Q:你的电影常常质疑性别规范 (gender norms)。表现被强加在一个七岁孩子身上的性别规范，是否帮助了你揭露其中最残酷、最压迫的东西？
A: 我能够强烈地对萨沙正在经受的暴力感同身受，这甚至成为了我们拍摄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学校都在给我们制造障碍。那些人一想到有人要拍摄一部关于萨沙的电影，他们就吓坏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她是个小女孩，而电影给他们施加了更多压力。至于医院，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冷酷，药物也试图将一切问题逻辑化，但儿童精神病医生在对待萨沙的态度上却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人性化。这位医生致力于帮助萨沙表达她的经历和感受，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她没有要说的，就不要逼她。这是一个长期待命的支持结构，只要萨沙需要，她就可以获得帮助。
Q:你在电影中展现了萨沙的家庭是如何寻找、辨认盟友的。他们很需要求助与他人吗？
A: 当我第一次见到卡琳的时候，她已经几乎被多年的寻求压垮了，她一直在寻找能帮助她理解和帮助萨沙的人。在她居住的法国东北部，没有人能和她谈论这件事。少数能够指导她的人，比如家庭医生，在这件事上却几乎没有受过培训，导致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责备而不是帮助。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我告诉卡琳，巴黎的Robert Debre儿童医院有一个专门针对有性别焦虑的儿童的部门，这成为了她的一线希望。与儿童精神病医生的第一次会诊漫长而又令人感动，它展示了这个家庭多年来所经受的一切，也让我们开始认识到萨沙的痛苦。卡琳问了一些困扰她多年的问题，“我做错什么了吗？在我怀孕的时候想要个女孩是不是导致萨沙产生性别焦虑的因素？让她穿得像个小姑娘是正确的决定吗？”儿童精神病医生的回答让她解脱了很多。短短数分钟内，她多年的内疚和焦虑都烟消云散了。我希望人们能听到这些答案，这其中的教育倾向是我有意为之的。
Q:在另一个层面上，《小女孩》是一部关于母女的感人电影。萨沙母亲和她女儿的关系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A: 我看到卡琳拼尽全力地保护她的孩子，她一往无前。任何反对，任何攻击，任何对萨沙的评价，都会得到她严厉的回应。令我钦佩的是，卡琳还能意识到她可能对其他孩子造成伤害。萨沙占据了她更多的注意力，她陪伴其他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她希望他们明白，战斗是需要牺牲的。这很难，但这就是事实。有一次，她的一个儿子瓦西里 (Vassily) 告诉她，他能够理解她。这个十岁孩子非常成熟，他完全能够参与到这场共同的战斗中。
Q:拍摄一种正在被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 (femininity) ，有没有激发你更多的思考？
A: 萨沙喜欢各种表现出女性气质的方式。她特别关注衣服和玩具是否有女性气质。但最近卡琳告诉我，在学校接受了她是个小女孩的事实后，她反而不那么在意女性气质的外在表现了。她变得能够接受更加具有男性气质的颜色、服装和游戏了，也不那么在意声明自己的身份 (identity)了。卡琳认识到，萨沙得到了外界的肯定，而她自己也产生了进步。
Q:就像你之前的电影一样，《小女孩》也表现人们和自己被安排的命运做斗争的故事。这和你的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呢？
A: 如果你得不到肯定，不能找到伙伴和朋友，学校就可能让你很受伤。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学校里经常被人嘲笑，因为我太女性化了，太温柔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种办法来抵挡它：我是校园弹珠冠军。没人能战胜我，所以他们都不和我玩。这自然是我自我欺骗的方法。在萨沙的跨性别认同之外，这部电影还探讨了“与众不同”对于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超越社会规范意味着什么。
Q:你告诉萨沙班比的事情了吗？
A: 当然。萨沙非常敬佩她。当我和卡琳给她讲班比的故事时，她感到非常温暖。班比的故事告诉她，跨性别的生活没有那么困难，也不一定会过得悲惨。她把班比当成了心中的英雄。
审稿: doraemengm
翻译: 张绯阳
来源: INTERVIEW WITH SÉBASTIEN LIFSHITZ
排版: 酥饼 媛媛
原标题: 《纪录片《小女孩》聚焦八岁儿童性别启蒙 | 专访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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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纪录片《小女孩》由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执导，聚焦于8岁小女孩萨沙的性别启蒙过程，尽管她生来是男孩，但她始终知道自己是女孩。通过拍摄萨沙的日常生活，纪录片展示了她所面临的挑战和家庭的支持。影片展现了萨沙在学校、舞蹈课和生日聚会中所遭遇的社会限制，以及她家庭为理解和支持她而进行的持续斗争。这部纪录片不仅揭示了跨性别者特别是儿童跨性别者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面临的性别规范问题，同时也让观众思考如何打破对性别的固有偏见。该片在2020年柏林电影节首映，并荣获泰迪奖，旨在提升对跨性别认同者的认识和接纳。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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