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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新大法官,美国性少数群体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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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澎湃新闻
时间: 07-31 16:08
作者: 未知

同性恋群体的权利

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多是在近二十年内获得,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重大突破更是近几年高度争议下的产物,随着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变化,其处境比罗诉韦德案还要凶险得多。

2001年,57%的美国人反对同性婚姻,如今62%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从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开始,性少数群体迎来了一连串重大胜利。爱尔兰、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先后通过立法或公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拉美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跟进。除了婚姻之外,性少数群体的其他权利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保障。与此同时,随着《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和《爱你,西蒙》等同志题材电影的上映,同性之爱在流行文化中亦大受欢迎,一时间,世界似乎涂上了一层彩虹色。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剧照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剧照。

然而,性少数群体现在要庆祝胜利还为时过早,因为通往自由之路仍然阴云密布,前途难测。在最受关注的美国,联邦层面上为性少数群体提供的保护事实上少得可怜,且极易动摇。对性少数群体的保护,决定权主要在各州。这样一来,虽然进步的州可以率全国之先,但在一些高度保守的州,性少数权利就看不到希望。回顾获得权利的艰难历程,就可以看到潜藏在胜利背后的重重危机。

在1986年的“鲍威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4判决佐治亚州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合宪。当时,怀特大法官在法院的多数意见中写道:“宪法并不赋予同性恋者进行性行为的基本权利。”伯格首席大法官更在他的赞同意见中说,保护同性性行为就是“抛弃了千年以来的道德教育”。直到17年后的2003年,本案才被“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推翻,而这时美国尚有13个州实行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在劳伦斯案中,最高法院以6-3判决得克萨斯州的一部类似法律违宪,明确地推翻了鲍威尔斯案的判决,同性性行为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

在此之后,同性婚姻是否合法依然由各州自主决定。2003年,美国的50个州中只有马萨诸塞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在2015年最高法院判决之前,这一数字上升至36个。但即便在2015年最高法院判决之后,一些保守的州仍在负隅顽抗。肯塔基州一名叫做金·戴维斯的政府职员拒不执行最高法院判决,拒绝给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保守派人士为此对她大为吹捧。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期,迈克·哈克比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与戴维斯一起造势宣传。

在联邦层面,2015年的这一判决也是一个十分不稳固的5-4的判决。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的摇摆票投向了自由派一边,才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可能。肯尼迪大法官作为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任命的法官,自1988年上任以来的三十年间,立场缓慢地向自由派倾斜。他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是保守派法官中最为友好的。2003年的劳伦斯案和2015年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奥博格菲尔诉霍奇案”这两个案件,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均由肯尼迪法官执笔。

但是,2018年6月,肯尼迪法官宣布退休,特朗普总统有了任期内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特朗普所提名的人选是布雷特·卡瓦诺。虽然参议院尚未举行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但卡瓦诺的过往履历表明,他在公民权利方面的立场几乎一定比肯尼迪法官更加保守。政治学家李·爱普斯坦的分析表明,在当前最高法院的政治光谱上,只有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比卡瓦诺更偏右。这样一来,手握更加稳固的5-4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很可能在日后的判决中进一步限制LGBTQ的权利,甚至对2015年的奥博格菲尔案发起挑战。

除此之外,美国保守派人士还将自己对性少数群体权利的压迫包装成“宗教自由”,用第一修正案来对抗第十四修正案。事实上,《圣经》文本无一处反对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反同人士最爱引用《创世记》第19章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而实际上,虽然这一章的确是英文单词sodomy的词源,但该故事所谴责的是性暴力和强奸,根本没有提到性取向。又有《利未记》18:22写道:“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同样地,据上下文可推断,这里谴责的是已婚男性与其他男性通奸的行为,其谴责对象仍然是通奸,并没有提到性取向。事实上,在《圣经》成书的年代,根本不存在性取向的概念。

《爱你,西蒙》剧照

《爱你,西蒙》剧照。

虽然如此,但宗教自由的理论在美国反同群体中仍然大有市场,保守派人士坚称上帝反对同性恋。上文提到的金·戴维斯,正是在成为一名灵恩派基督徒之后,才以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冲突为名拒不发放结婚证。一些保守的州也颁布法案,借宗教自由之名,行歧视同志之实。2015年,在以反同闻名的现任副总统迈克·彭斯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印第安纳州通过了《宗教自由复兴法》,被指意在允许对同性恋的歧视,削弱政府对他们的保护。

在最高法院,同性恋群体在反歧视方面受到的保护同样在削弱。1996年,科罗拉多州宪法有一项修正案,禁止政府为因性取向而受歧视的人提供保护。同年的“罗默诉埃文斯案”,最高法院以6-3判决该修正案违宪,从而使性取向受到反歧视的保护。罗默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随着“宗教自由说”的兴起,最高法院也开始以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保护为由,削弱对同性恋的保护。在今年六月刚刚判决的“蛋糕案”中,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店主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本案立即成为美国社会热议的焦点,最终,最高法院以7-2判决蛋糕店主有权以宗教信仰自由拒绝提供同性婚礼蛋糕。本案的判决虽然比较狭窄,并未涉及更具一般性的宗教自由与反歧视的冲突等重大问题,罗默案的先例也暂时未受到威胁,但最高法院开始采纳宗教自由说的主张,对同性恋者而言不可谓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

这样看来,同性恋群体近来所获得的空前的承认和接纳,很可能是一场“虚假繁荣”:同性恋群体取得的胜利,虽然数量较多,曝光度较高,但往往建立在不稳定的司法判决的基础上,随时面临虎视眈眈的保守主义者的威胁和打击。我们知道,连四十年前的“罗诉韦德案”这一在国民心中“已成定局”的先例,近年来随着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变化,都有随时被保守派推翻的风险。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多是在近二十年内获得,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重大突破更是近几年高度争议下的产物,其处境比罗诉韦德案还要凶险得多。

跨性别者的处境,与同性恋者类似。2015年7月,变性后的凯特琳·詹娜登上《名利场》封面,大大地增加了跨性别者的曝光度,被视为跨性别群体的一个里程碑。然而,2015年至今,对跨性别者来说坏消息远远多于好消息。他们仍需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寸土必争地战斗。跨性别者的数量比同性恋者少得多,意味着他们获得承认比同性恋者要艰难。法律层面上也是如此,与针对性取向的保护不同,美国联邦政府截至目前尚未颁布法律明确地保护跨性别者免受就业、住房、医疗等的歧视,而州层面也仅有22个州颁布了类似法律。

由于没有联邦层面的保护,美国跨性别者的权利在某些州还面临一项重要威胁:卫生间的使用问题。2016年3月,北卡罗莱纳州通过《公共设施隐私与安全法》,规定个人必须使用与自己出生证明上性别相同的卫生间。该法案被指为有意地歧视跨性别者,阻止因法律原因无法更改出生证明性别的跨性别者使用与自己性别认同相适应的卫生间。虽然该法案有关卫生间使用的部分因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而在3月底被废除,但“卫生间法案”已经成为保守派人士津津乐道的议题和摇旗呐喊的事业。

在这一问题上,保守派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那就是部分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与跨性别者的冲突,是平权运动中数个主要内斗之一。不少女性认为,对跨性别者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女性权利的侵害。她们主张,如果有关跨性别者的法律规定过于宽松,会使女厕所、家暴救助中心等场所成为男性色狼的乐园。一个多月前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荒野,戴着假胡子的女性占领了男厕所,以示对跨性别者使用女厕所的抗议。

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主要能通过立法机关、法院和公共讨论来争取。而在这些国家之外,情况更悲观得多。与LGBTQ运动一同兴起的,是不少国家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迫害。非洲国家的传统态度对待同性恋就很不友好,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2014年,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签署法案将同性性行为入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该法案的初稿甚至将知情不报者也同样入罪。津巴布韦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则更加张狂:2015年9月,91岁高龄的穆加贝前往纽约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当堂高喊“我们不是同性恋”,引发现场震惊。而在伊朗、沙特等近十个国家,同性恋者会因其性取向而被判处死刑。在伊拉克,对同性恋者的追杀殴打和私刑处死仍不少见。

性少数群体获得平等权利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其发展历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此前在性少数群体的一系列光辉胜利之下涌动的反同暗流,现在大有走出阴影、走上台面之势,性少数群体的前景似乎不容乐观。过去几年美国保守派对美国各级法院系统进行了一波大换血,或许将奠定美国司法体系未来数十年的保守倾向。全球仍有70多个国家将同性恋入罪,国际社会常常无力阻止不少国家对性少数群体的迫害。毕竟,不是每一个失去恋人的同性恋者都能像艾里欧一样安全而自由地坐在壁炉边哭泣。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剧照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剧照。

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讨论了特朗普提名新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对美国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潜在影响。文章回顾了近二十年来性少数群体在获得权利方面的进展,尤其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同时警示这一进程并非稳固,面临着保守派的反弹与挑战。文章提到,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主要依赖各州的立法保护,而联邦层面的保护相对薄弱,甚至可能因司法环境的变化而遭到削弱。随着新大法官的任命,许多权利,尤其是在跨性别者的领域,可能会受到更大压迫。文中提到跨性别者在社会中的境况与同性恋者相似,但其挑战更为艰难,因为跨性别者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仍缺乏充分的保护。整体来看,文章传达了一种对未来的忧虑,性少数群体所取得的权利可能面临政权变动带来的重大不确定性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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