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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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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12-03 15:55

“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经形成现象级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为性别身份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更处于“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与过度政治正确争论风暴的中心。

自2020年6月起，《哈利·波特》原著作者英国作家JK·罗琳关于跨性别群体的言论引起了大量的争议。这场争论延续至今，旷日持久，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女性身份”，女性主义对待跨性别群体的态度、公共性别政策的性别合理性等展开，挑起了各方不同立场的论战。同年7月，粉丝网站“破釜酒吧”（The Leaky Cauldron）和“麻瓜网”（Mugglenet）共同发布声明称，将删除罗琳的个人网站链接和照片。电影版《哈利·波特》中若干角色的演员在社交媒体先后与罗琳割席。同年 8月，出于压力，罗琳主动归还了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组织（RFKHR）给她颁发的“希望涟漪”（Ripple of Hope）奖。时至今日，罗琳引起的争议并没有平息的趋势，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上周，罗琳在推特上称收到许多死亡威胁，且有三位“极端人士”在其家门口拍照，曝光其家庭住址。


JK·罗琳

“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经形成现象级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为性别身份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更处于“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反觉醒运动”（anti-wokeness）与过度政治正确争论风暴的中心。简单概括，反对罗琳的人认为其恐跨言论与《哈利·波特》书中以及粉丝群体所提倡的包容性价值观产生冲突，进而对她进行抵制，从而实现对歧视和不平等的反抗。而支持罗琳的人，则将其打造成了“取消文化” 的受害人和“觉醒主义”（wokeness）的牺牲品：“一个遭到过度政治正确迫害的女性主义者”。

这样的矛盾有力地展示了近年来美国政治运动中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边界何在的核心冲突。2020年7月，《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一封150多位文化名人的公开信，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反对意见压制和封杀惩罚。罗琳正是签署人之一。这封信虽然肯定了美国近年来关于种族和社会正义的抗争，但批评因某些言论就被开除、被解雇、被调查的“取消文化”，认为这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进而侵害了言论自由。

“罗琳取消事件”并非偶然，它承接了西方身份政治长期蓄积已久的矛盾冲突，成为继种族问题之后，“性别”这一身份政治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如果说罗琳带来的争论是性别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那么“取消文化”、“觉醒主义”和许多话语，仍是文化战场的“武器”。而这些话语在溢出西方政治语境、来到中文世界后，存在大量的语义损失。围绕罗琳的争论，颇具代表性地折射出西方政治思潮中进步主义观念和保守派的冲突。本文退后一步，暂且放下其中关于性别身份的本质与建构之争等话题，而是把讨论重点倾向“取消主义”和“觉醒”等话语的历史和产生机制、介绍它们所经历的“定义斗争”、道德反转以及语义武器化的党派之争和政治背景。或许，这场发生在英语世界的文化战争和相关讨论也可以使我们受益。

话语的武器化——取消文化、觉醒（woke）与反觉醒运动

在讨论罗琳如何被取消，和“觉醒”到底有什么关系之前，有必要尝试解释一下“取消”和“觉醒”等政治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中文自媒体甚至把它们当做同义词——它们虽然共享相同的地缘、历史背景和政治语境，经常同时出现，但具体的含义并不相同。另一些中文文章介绍了基本定义、选择性地筛选出具有倾向性的案例，并且给出了具有立场性的判断，但是并未介绍政治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而这对我们理解围绕这些词汇展开的政治分歧尤为重要。

大致上，“取消文化”是指人的行为或言论违反了一些社会规范，令人反感，于是受到公众的强烈反对。除了社会声望受损，被攻击者往往还会失去工作等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或受到处分等不同形式的惩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取消文化”与中文的“因言获罪”的含义和语境大有不同。中文“因言获罪”往往意味着因向权威谏言、说出真相而受惩罚。而西方的“取消文化”，本来指大众通过社交媒体对名人、明星等不合时宜的话语进行反抗，起初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根据上下语境，它时而是一句表达不满的玩笑，时而是强烈抵制的态度，也可以是“脱粉”。不管怎样，“取消”在流行文化中种下了“集体抵制行为过分的名人”的种子。

谈论“取消文化”也无法忽略“觉醒”（woke）和“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也有译作“点名文化”）。因为“取消”一个人，首先要在意识层面（awareness）识别特定的价值规范，意识到某些行为或言论有问题，并且指出其错误之处。现实中，除了罗琳，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等名人因为性侵的指控，也成为“取消”的对象。此后，“取消文化”这种独有的抵制模式，也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在概念上演变成一种舆论压制，并且因此引发更多的争议。

“觉醒”的政治意涵则从黑人运动一路上升至全方位的文化战争：它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黑人运动反歧视的俚语，泛指意识到了系统性种族歧视，并且对此保持清醒、警惕，因此也被译作“警醒”。2014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被警察杀害之后，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活动家们就把“保持觉醒”（Stay Woke）变成了警惕警察系统内普遍存在的歧视和系统性社会不公的口号。此后，“觉醒”一词覆盖的社会议题逐渐扩大，在社交网络上也成为热门标签。它也可以用来反对移民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变成了一个以“批判种族理论为核心，以社会正义为进步政治”的词汇。尤其是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轮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美国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反思在此达到高潮，“觉醒”上升至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几乎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词汇。

2020年6月4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人们在临时搭建的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纪念碑前举手抗议。

Vox援引作家William Melvin Kelley的话表示，自奴隶制时代，黑人之间谈论敏感问题的许多俚语都存在“编码性的预防措施”。“这样的语言用于保密、排斥和保护。当你的主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无法惩罚你。”因此，语言上来看，黑人俚语具有强大的创造词汇和短语的能力。流行于特定社区和圈层的“黑话”，表面看上去隐晦而另类，却承载着社区精神和政治意涵。“觉醒”作为黑人地下语言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它是历史政治流变长河中一朵小小的话语浪花，直到社交网络的流行化和特殊事件的推波助澜，它才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美国意识。

尽管已经成为“重塑民主党和美国”的理念，“觉醒”所代表的意义依然是流动的。在社交媒体、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的使用中，“保持觉醒”的政治短语有更加微妙和丰富的意味，语言本身在不断的变化，美国黑人的语言也在不断地被挪用、盗用。尤其是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政治分歧的极化、社交媒体的放大、保守意见的反弹，这些词汇的话语意涵展示出极强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甚至发展成了道德立场的扭转。“取消文化”不再仅仅是指利用舆论压力公开问责、对某一类言论表达反抗和抵制的做法，而被批评者赋予“失控的社交媒体暴民通过网络暴力恐吓、伤害不同意见的人，从而形成言论审查的氛围”的含义。“觉醒”也明显地遭到众多攻击，这个倡导社会意识进步、号召团结和斗争的口号，被保守派人士当做是一个具有讽刺羞辱性的词汇，往往指虚伪的、表演性的政治正确，于是反觉醒运动（Anti-wokeness）拉开序幕。在西方语境下，“觉醒人士”甚至与中文的“白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语言发展、挪用和语义流转的过程，正表现了话语、文化和权力是如何始终保持紧密的动态关系。觉醒话语正是政治文化战争中话语武器化的绝佳代表，它已经被提炼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更成为文化战争中，话语之役各方擦枪走火抢夺的阵地。《纽约时报》评论文章《觉醒之战》（The War on ‘Wokeness’）就指出了政治语言的强大威力。“语言描述宗教信仰、国家信条和战争口号。语言为我们下定义，决定描述人和事物的方式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语言可以推进自由和平等，也可以导致社会倒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语言，为谁可以定义它、控制它，为为何讲述、为谁讲述而斗争。”

从觉醒到反觉醒——文化战争中的价值分歧与党派之争

罗琳是“觉醒”的受害者吗？实际上，因其鲜明活跃的政治态度，对英国脱欧中的种族主义批判、女性主义等其他相对进步的政治立场，很多人认为罗琳本人就是觉醒人士。英国记者和节目主持人Piers Morgan尽管在以前和罗琳有过小摩擦，但在《独立报》的采访中表示了对罗琳的支持，认为她是“你所能遇到的最觉醒的人”。然而，当罗琳陷入恐跨混战之后，许多持有进步观念的人与她割席，而保守人士则利用她受到的攻击，颇有落井下石意味地认为这是“觉醒的失败”。几乎每一篇批评觉醒主义的文章里，罗琳在跨性别上的“觉醒翻车问题”都是无法绕开的典型案例。

罗琳的争议折射出觉醒运动目前阶段的现实处境：虽然与之相关的社会互动没有唯一且正式的权威组织，其语义含义如此流动模糊，但取消文化、觉醒运动的含义和态度有明显的群体和党派差异，代表了西方政治不同群体间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冲突，而这些矛盾就交织在对“觉醒”的观点上。不论使用者意在褒扬或者贬低，在公共讨论中，使用者对觉醒和取消的话语意涵的选择，自然也变成了一个文化和政治区分的过程：即辨别出相对的敌友关系。

脱离党派框架、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真正看到“觉醒”与“反觉醒”之间的矛盾。粗略地说，西方语境下的左派阵营把“觉醒”当做政治进步的标志，而右派则把它当做攻击左派的靶心。近期，尽管自由派人士也作出大量反思和批评，但攻击取消文化和“觉醒”最多的则必然是保守派人士。在美国，根据NBC新闻于5月的统计，共和党的演讲、推文和声明中，“觉醒”一词的频率在2021年上半年显著地增加。在2020年8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上也反复强调“取消文化”是民主党“极左的错误”。这与美国右翼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禁止学校教授关于社会正义和其他“分裂性话题”的举措一脉相承。虽然建制保守派和另类右翼（Alt-right）内也存在大量分歧，但对于保守派而言，进步思潮关于种族、堕胎、枪支管制、同性婚姻、移民和难民等议题的态度，打破了美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于是“觉醒”几乎成为保守派人士所反对的一切的代名词。反觉醒运动以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共和党议员提起，成为其传递政治信息最前沿的概念，几乎发展成后特朗普时代保守组织的纲领性理念。

对“觉醒”和取消文化的攻击也来自对进步主义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远早于这些词汇的流行。20世纪六十年代后，伴随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化，身份政治的诉求与民权运动等政治变化相呼应，进步主义观念逐步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任期内，一系列浓厚的带有进步色彩的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否定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由于进步观念的发展不均，一部分人迅速接受权利主体从“白人男性”向女性、少数族裔等扩散，权利内涵由政治自由向着社会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等方向深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系列变化感到难受。2016年，特朗普高举“反政治正确”的大旗，就是利用了白人等传统优势群体这种“被围困的心态”。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分析英国脱欧与西方兴起的民粹潮流时也指出，“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感到自己已经沦为主流价值的陌生人，他们无法共享进步主义的潮流，曾经的主导权力和优越地位日渐衰落。”

建制保守派曾经以最小政府的经济自由政策、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道德文化倾向为特点。然而，移民大潮、高失业率和恐怖主义等问题让保守派极为不满，共和党建制派又在近年来逐步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让自由派在媒体、学界等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动。于是更近的一段时间内，共和党也明显出现了向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的转向。纽约杂志评论员Ed Kilgore在评论文章中称，共和党“下场”打文化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战争的吸引力比钱包（经济政策）更大，文化战争的威胁比海外遥远的敌人更直接。”于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击战开始了。

从媒体的讨论和大众的批评来看，“觉醒”所代表的进步主义遇到强烈的文化反弹，导致这些话语迎来了下一个生命周期，或是所谓的第二波浪潮。部分自由派开始反思“觉醒”和取消文化中的问题，并借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肯定或否定“觉醒”在左翼内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见分裂。民意调查显示，中间派民主党占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但共和党人将民主党描绘成更“激进”的派别以便于攻击；部分右翼则出于政治实用主义有意无意地对传统产业工人等群体打造了“白人身份政治”，“觉醒”正好成为其道德价值批判的靶子。

唇枪舌战正在激烈地上演。取消文化进一步激发了部分人对进步思潮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恐惧。尤其是在珍视言论自由的美国，保守派担忧取消文化造成的围剿和封杀，导致人们无法在公共作出意见表达，进而侵蚀民主的根基。担忧情绪极化后，“觉醒”成为“政治正确”的邪恶产物。觉醒人士在共和党参议院的口中成为了“觉醒暴徒”、“正义先锋”和狂热分子；主张平等权利的进步观点被当做“煽动性的、分裂性的言论”。在这样的观点中，“觉醒”和“取消”似乎已经成为充满了钓鱼式的构陷、恶意争论和民间私刑的道德闹剧。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士反击称“反觉醒运动”是让保守派上瘾的“猫薄荷”，保守派装作是“觉醒”的无辜受害者，以捍卫自己的特权。

罗琳本人或许是无意，但已经成为这场道德闹剧的主角之一。2020年7月刊载于The Objective网站的《有关正义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是针对《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的回复。且不论其他内容，这封信指出，“罗琳是取消文化受害者”并非事实。罗琳在推特上持续不断发表恐跨言论，恶意臆断跨性别人士，并把与变性相关的医疗护理如激素替代疗法，比作性取向转化疗法。她为她的1400万粉丝提供了一个充满语言暴力的反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平台，却并未因此而被追究。除了罗琳，该信也悉数回应了哈泼斯杂志公开信影射的其他取消案例。总而言之，对“取消”的恐惧与“取消”造成的实际后果之间是有差距的，那些对别人造成伤害、所谓有污点的人并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取消”的现实能力是有限的。回复的公开信明确地指出了特权阶层对自身优势的傲慢，并认为“取消”是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方式。

两封公开信的一来一往和围绕系列事件的讨论，可以说是一次激烈的“社会对话”。可见的是，文化战争中的意见分歧和观念分裂在短期内是无法弥合的。

生意经还是麻醉药？对觉醒营销、觉醒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发展至今，对“觉醒”和取消文化的批评，不见得都来自保守人士。持有进步主义观念的人也在对它们做反思。现在较为常见的批评分为三种：一是取消文化造成的伤害是否会有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与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二是针对西方公司制的经济模式里，进步主义在商业营销和品牌方面的虚伪性；三是身份政治过于关注文化清洗和取消，是否背离了经济和政治领域革命的本质。由于其他文章对第一种批评的讨论已经较充分（参考澎湃新闻《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等文章）。这里主要介绍后两种批评的声音。

持有进步观点并且以此作为营销概念的公司，首先成为话语炮火对准的焦点。在这种批评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由觉醒延伸出的话语再造：例如：生意经式的觉醒（Corporate woke），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泡沫（ESG bubble），觉醒消费主义（consumption woke）和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等。《觉醒公司：美国企业社会正义的骗局》（Woke, Inc.: Inside Corporate America’s Social Justice Scam）是这一类批评的代表作。这一类观点认为，公司高举觉醒的大旗是为了转移焦点，让进步人士忽略其商业垄断等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和不平等行为。公司在产品包装、广告和市场营销中积极地参加支持同性恋、性别平等等进步话题，以获得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并且扩大其品牌影响力，但这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正义叙事诱惑的资本主义骗局。

《大西洋月刊》在2020年7月刊登一篇名为《资本主义如何助长取消文化》的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对 “觉醒资本主义”批评。此文称，进步主义价值观沦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推广工具，公司对进步价值观的支持，实际上是用一种嗓门大、成本低的方式做市场营销。文章认为“觉醒资本主义是一种商业的自我保护”，好让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能够在保证不损害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之上，努力适应消费公民的“正义”事业。这种姿态性的、虚伪的方式，替代了真正的改革。

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Helen Lewis的出发点与保守派截然不同，其文章并不是在反对觉醒本身。一些中文自媒体援引该文章攻击“觉醒”时，刻意忽略了这一点。原文章中，她特意在括号中注明：“我在这里使用‘觉醒’一词，不是在嘲讽、贬低，而是要强调‘觉醒’与资本主义不相兼容。” Helen Lewis并不是保守派，她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直接表示其认同进步观念，希望社会能够消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她反对的是姿态性的虚伪。考虑到在过去的公共政策中，共和党人基本上赞成有利于公司和企业的经济政策， Helen Lewis的经济视角反思对进步运动而言显得更有价值。在文章末尾，她写道：“我唯一想问那些赋权女性领导力的大公司，你们有现场托儿服务吗？只有女性论坛和动力早餐，而不解决职业母亲的真正困难，一切都是装点门面。”此类意见是推动觉醒运动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更向前一步”，但往往也被保守派选择性地利用。


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

虚伪性的讨论和批评也不仅仅指向公司。从人们参与进步运动的形式到抗争的内容，“觉醒”本身也饱受“表演性”、“发泄性”的争议。一方面，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是美国越战后境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但温和的游行和静坐被认为是觉醒无效的、姿态性的表演。另一方面，2020年警察暴力执法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冒着疫情、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危险参加了又一持久而广泛的抗议游行。但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衍生出了“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美国至少16个州的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这成为美国保守派活动家口中的“文化革命”，“觉醒”甚至被打造成导致暴力的原因。游行抗议，不论是温和还是骚乱，批评者始终认为都不是斗争的合理方式。而社交媒体发起的新型去中心化社会运动，在某些批评者眼中更成为一种空洞的表演。

抗议真的无效的吗？亚特兰大在202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虽然短期看上去，游行所呼吁的政策不会立刻落地，但抗议是有效的。“集体行动是一种改变生活的体验。”抗议的力量体现在对抗议参与者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上。文章指出，社交媒体和街头抗议当然并不是“挥舞即显灵”的魔杖，抗议本身也是高风险的行为。在困难的条件下抗议数周，需要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更要面对镇压和打击，谈判也并非易事。但从长期来看，抗议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挑战的是民主权力最重要的支撑：合法性。抗议打破了对暴力的垄断。人们可以被迫服从，但镇压和打击无法强迫扭转人们的热情、能力和创造力。抗议吸引了注意力，赢得了对话，将一些临时参与者变成了终身活动家，并就此长远地改变社会。仅就警察暴力执法这一议题而言，抗议难能可贵地打开了公共议事的 “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即拓宽了大多数人在警察系统改革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伴随着游行抗议的发生，媒体开始呼吁取消对警察的资助（defund the police）；保守派虽然反对“取消”，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警察系统的改革——这是短短几年内保守立场发生的重大改变。

此外，多起推倒、移除历史人物雕塑的事件，以及电影《乱世佳人》一度遭遇下架（随后，流媒体平台HBO对电影附加上历史背景说明和警示后重新上架），标志着文化领域里“觉醒的标准”在重新衡量历史人物、文学经典等。相关的争论也就此成为了文化战争的硝烟弥漫处。一方面，颠覆和挑战正在发生，欧洲中产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经典历史迎来了女性主义、非裔视角等，解构主义或后解构的理念几乎要“修正、重写历史”。固守的保卫者为了延续旧有的道德价值，与主张推陈出新、进行颠覆的变革者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一层冲突之上，重视经济基础的批评者甚至认为这个话题根本不值得吵架，他们认为文化决定论耽误了真正的革命：目前的觉醒运动过于强调文化领域的“清洗”和“取消”，转移了资本主义真正的矛盾，麻痹了革命的有效动力，从而阻止了真正进步的斗争。

围绕觉醒和取消文化复杂纠葛的抵牾对抗，向我们展示出了西方政治思潮中的各类冲突。在反觉醒运动的队伍中，更激进一点的 “觉醒人士”甚至和反对觉醒的保守人士肩并肩——毕竟取消文化成为特朗普和奥巴马难得地“达成一致共识”、共同批评过的唯一话题。限于篇幅，围绕觉醒和取消的其他冲突，例如福音派宗教背景和觉醒的宗教化批评等，暂不介绍。但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应该如何“科学地、整体地、本质地甚至优雅地革命”之争论还将要继续。在实现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之前，身份政治仍需要回答并梳理是“谁的平等、谁的自由”的问题。

粉丝背叛还是小群体霸凌？关于罗琳事件中文的误解

对于围观这一场争论的我们而言，罗琳事件的确给部分中文社交媒体的网民带来莫名其妙的“离谱感”。表面看去，作为“正主”的原著作者被粉丝除名、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被另一群女性主义者攻击，很容易营造成具有狗血娱乐剧情的闹剧。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粉丝背叛正主或小群体霸凌的故事。饭圈的思维框架的套用有些牛头不对马嘴，“女拳锤死女权”的性别污名是一种最为肤浅的理解，但这的确是中文互联网议事的常见框架。

罗琳与“觉醒”有着复杂的矛盾关系，但是在“取消文化”这个问题上，她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事实是，作为一个作家，罗琳并没有被禁止写作，她的书仍在出版，并且，她的书卖得更好了。2020年7月《卫报》的报道表示，尽管在跨性别的问题上，罗琳激起了许多争议，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疫情期间，出版《哈利·波特》的出版社儿童部门的营业额增长了27%，达到1870万英镑。虽然出版社并未透露其中《哈利·波特》贡献的增长究竟是多少，但该出版社的首席执行官对《卫报》表示，罗琳的书是当之无愧的畅销书。美国保守派杂志《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该杂志曾被认为是美国保守派的《圣经》）认真地梳理了罗琳因为跨性别言论而收到的支持和感谢，其中有跨性别人士、女权主义者、研究人员等。虽然她遭受了威胁和反对，但故事的另一部分也应该被讲出来：因为关于跨性别的言论，罗琳不但收获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就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者。在中国亦是如此。

本文的用意并不是给出“罗琳到底是否是受害者”的定论，她的性别观点是否正确，未来也自有回答。对于罗琳所受到的骚扰和威胁，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2020年9月接受《The New Statesman》的采访中也表示，“虽然我不同意罗琳对跨性别的看法，但我不认为她该受到骚扰和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记得，世界各地的跨性别群体在街头和工作场所同样遭受着威胁和骚扰。所以，假如我们准备反对骚扰和威胁（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些事在哪里发生、谁受影响最深、本该表示反对的人有没有容忍这些事，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对某些人的威胁可以忍，而对另一些人的威胁不能忍，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前文已经解释，在西方政治语境下，觉醒和取消是关于不同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争夺。朱迪斯·巴特勒并没有参与公开信的签署，并且坦诚表示，她在公共生活中也犯过大错。“我是教师和作家，我相信缓慢的、深思的争论。我从质疑和挑战中学习。如果因此人们不再阅读和聆听我，我内心是反对的。”但另一方面，她认为取消文化是被压迫群体的强烈政治诉求，不应该被销声匿迹。“民主需要一种恰当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总是文质彬彬的。”

西方民主或许正在经历这种挑战，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危机。文化战争的前提是，挑战权威、进行话语较量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忽略这一前提，轻易地把罗琳的经历打造成一个“因言获罪”的故事，则更是中文对觉醒和取消的刻意误解和挪用。不论怎么看待罗琳事件，对觉醒和取消的批评更不应该生硬地嫁接在中国的语境下。

隔岸观火的我们如何理解、看待觉醒和取消，更多地反映出我们自身所在的政治心理位置。尽管互联网和全球化让西方思潮的概念唾手可得，年轻一代对身份政治和西方进步主义的话语愈发熟悉，但信息污染和不对称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罗琳事件。我们的经济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外资品牌在中国也处于微妙的政治道德处境，跨国营销在本地面对的截然不同的舆论环境。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现实语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甚至参与“远方的争端”的讨论，或许是我们从他人的经验和反思中受益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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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公开信、媒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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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附加信息

本文探讨了围绕JK·罗琳与跨性别群体之间的争议，分析了这一现象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所引发的广泛讨论。自2020年6月罗琳发表与跨性别问题相关的言论以来，社会上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涉及‘取消文化’和‘觉醒运动’的定义及其影响力。文章指出，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更广泛的身份政治冲突。取消文化被认为是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而反觉醒运动则是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反击。文章还探讨了在中文语境下对这些西方思想的误解，以及如何正确理解罗琳事件对中文世界的意义。除了讨论罗琳事件外，文中还涉及了社会较量中言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及其在未来可能的发展。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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